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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 "张昂监造"贡瓷的烧造年代——兼与李放先生商榷(下)

2008-09-12

 
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6期
肖发标
 
四   关于宋代浮梁县丞的设置
 
  《宋史·职官七》记载:"县丞:初不置。天圣中因苏耆请,开封两县始各置丞一员,在簿、尉之上,仍于有出身幕职、令录内选充。皇祐中,诏赤县丞并除新改官人。熙宁四年编修条例所言:‘诸路州、军繁剧县,令户二万已上增置丞一员,以幕职官或县令人充。'元祐元年诏:‘应因给纳常平、免役置丞,并行省罢;如委事务繁剧难于省罢处,令转运司存留。'崇宁二年,宰相蔡京言:‘熙宁之初,修水土之政,行市易之法,兴山泽之利,皆王政之大,请县并置丞一员,以掌其事。'大观叁年诏:‘昨增置县丞内, 除旧额及万户以上县事务繁冗,及虽非万户实有山泽、坑冶之利,可以修兴去处依旧存留外,余皆减罢。'建炎元年,诏县丞系嘉祐以前员厥并万户处存留一员,余并罢。绍兴叁年,以淮东累经兵火,权罢县丞。十八年,置海陵丞一员,嘉定后,小邑不置丞,以簿兼。"从这条史料可知,宋代前期在地方州县不设置县丞,熙宁以后也只在人口较多的县才设置,并且还经常遭裁减,南宋绍兴叁年,撤销县丞,绍兴十八年又恢复,嘉定以后,小县不置县丞。
 
  《浮梁县志》记载南宋嘉定乙亥年浮梁县的户口数是七万九千四百九十八,人口数是一十二万一千五百七;咸淳乙巳年的户口数是叁万八千八百叁十二,人口数是一十叁万七千五十叁(1)。虽然没有北宋的户口数,但可以推断北宋后期浮梁县的户口数不会少于二万户,因此,自北宋后期在地万州县设立县丞以来,直至南宋末年,只要宋王朝有县丞一职的设置,浮梁县就存在设置县丞一职的可能性。
 
  《宋史·职宫八》记载,"两赤县丞……为正八品","京畿县丞,叁京赤县、畿县丞,诸州上、中、下县令、丞,两赤县主簿、尉……为从八品"。宋代将县分为八等:赤县(位于京城内)、畿县(京城外)、望县(户口数在四千以上的县)、紧县(叁千户以上)、上县(二千户以上)、中县(千户以上)、中下县(不足千户)、下县(五百户以下)。从《宋史·地理志》所载,可知浮梁县属于望县。因此,浮梁县丞的官品应属于从八品。从前面有关迪功郎和县丞的官品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迪功郎属于从九品,而县丞属于从八品。在《张昂监陶小考》一文中,对这种情况的认识是"由从九品的官阶任从八品或正八品的官职显然不合制度"。实际上,宋代不但存在以低官任高职的现象,而且存在以高官任低职的现象,并且对此有具体的规定。《宋史·职官叁》"吏部"条:"除授皆视寄禄官,高一品以上者为行,下一品为守,下二品以下者为试,品同者不用行、守、试,余职准此。元祐初,置权尚书,奉赐依守侍郎,班序在试尚书之下,杂压在左、右常侍之下。又置权侍郎,如末历给事中、中书舍人及待制以上者,并带权字。"《宋史·职官九》亦记:"凡除职事官以寄禄官品之高下为准。高一品已上为行,下一品为守,下二品已下为试,品同者否"。北宋的这种制度同样延续到了南宋。这从出土的一些宋代墓志上也可以得到反映。如北宋元丰七年(1084)《中书舍人曾巩墓志铭》上就有"朝散郎、守尚书礼部郎中、上骑都尉赐徘鱼袋林希撰。前承奉郎、行太常寺奉礼郎沈辽书。宣德郎、守太常博士、骑都尉赐徘鱼袋陈晞篆盖"(2),南宋嘉泰四年(1204)《左丞相周必大墓志铭》记周必大"绍兴二十一年,擢进士第,授徽州司户参军,监行在太平惠民和口局……守监察御史,孝宗登极,试起居郎,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兼权中书舍人……"(3)
 
  这种官阶与官职出现错位,需在官职前加"行、守、试、权"等字的制度,同样适用于包括迪功郎在内的选人这类低品级的官员。《宋史·职官九》记载"崇宁中,吏部授选人差遣亦用资序高下,分行、守、试叁等。政和叁年诏,选人在京执事官依品序带行、守、试,其外任则否。宣和以后,官高而仍旧职者谓之领,官卑而职高者谓之视"。其实,早在崇宁以前,就有了这种制度。如1969年景德镇出土的北宋治平二年(1065)《宋舒氏夫人墓志铭》就有"将仕郎、守歙州黟县主簿程矩撰"(4)的题记。
  因此,张昂以从九品的官阶出任从八品的官职,在北宋崇宁以后是符合制度的。
 
(1)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卷四《户口》,台湾华成出版社影印。
(2)陈柏泉编着:《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3)陈柏泉编着:《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4)陈柏泉编着:《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五  张昂监陶时代考
 
  《张昂监陶小考》一文,考证"张昂监陶于浮梁的时间有可能处在南宋内窑被郊坛下官窑替代的过程中,即绍兴八年至绍兴二十五年之间的南宋初期"。
 
  与之相反的是,笔者认为,张昂监陶于浮梁的时间最不可能的就是南宋绍兴年间。首先,前面所引"绍兴叁年,以淮东累经兵火,权罢县丞。十八年置海陵丞一员,嘉定后,小邑不置丞,以簿兼"的史料,已经说明从绍兴叁年(1133)至绍兴十八年(1148),南宋王朝暂时取消了县丞一职的设置,张昂断不可能在这一时期担任浮梁县丞。其次,《宋史·职官八》有"元祐初,朝议大夫六阶以上始分左右,绍圣中罢之"的记载,《宋史·职官九》又有"绍兴举行元祐之法,分置左右,文臣为左,余人为右"的记载,说明南宋建立不久,恢复元祐旧制,官阶分置左右;绍兴二年(1132)正月,又将这种做法扩大到七阶选人(1);孝宗淳熙元年(1174)叁月,官阶分置左右的制度被赵善俊再次奏罢(2)。这些史料说明,从绍兴二年正月至淳熙元年叁月将近四十多年的时间,迪功郎都是分左迪功郎与右迪功郎的。从这一时期的一些墓志铭,我们也可以得到印证,如1959年出土于清江县、志石藏江西省博物馆的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宋故荆南府判朝散杜公墓碑》记有:"右迪功郎、临江军司法参军郏次南书";1958年出土于高安县、志石藏高安县博物馆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左奉议郎邹定墓志铭》记有:邹定"绍兴乙丑登科,授左迪功郎、临江军司户参军(3)。因此,如果张昂是在绍兴年间以迪功郎任浮梁县丞的话,必定也会在迪功郎之前标注"左"或"右",故可断定张昂监陶的时代不在绍兴年间。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绍兴之前的建炎年间呢?我们知道,北宋灭亡后,宋康王赵构于建炎元年(1127)五月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十一月至扬州。建炎叁年二月,赵构渡过长江南奔杭州,五月,至江宁,改江宁为建康府,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十月,金兵大举南侵,赵构至临安府,又赴越州,十二月,金兵攻克临安府和越州,赵构遁入明州,不久又扬帆海上。建炎四年正月,金兵攻陷定海、明州,赵构逃奔温州,二月,金兵焚烧明州和临安府,大肆掠夺而北撤,四月,赵构到达越州。在大难临头、金瓯难保之秋,朝廷有暇令浮梁烧造贡瓷吗?据《中兴礼书》记载,在绍兴元年至绍兴十叁年,只有余姚和平江为南宋皇室烧造过少量的祭器(4),说明南宋最早也是在绍兴年间才开始安定下来,之前的建炎年间仍处在四处奔逃的境地。因此,张昂监陶的时间也不可能早到建炎。
 
  排除了南宋建炎元年(1127)至淳熙元年(1174)这段南宋早期,张昂监陶的时间就只有政和六年(1116始置迪功郎)至靖康二年(1127)的北宋末期和淳熙以后的南宋中晚期两个时间段了。
 
(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绍兴二年二月丁卯条》,中华书局,1956年。
(2)《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四《赵善俊乞文阶去左右字》。
(3)陈柏泉编着:《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4)《中兴礼书》卷59《明堂祭器》、卷9《郊庙祭器一》,见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注引,《文物》1994年第8期。
 
  南宋的官制是完全继承北宋晚期已经形成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制,变化很少。张昂以从九品的迪功郎任从八品的县丞一职,属于低官高就,在宋代接制度应在"浮梁县丞"前加"守"或"试"字。而在北宋末年由于有"政和叁年诏,选人在京执事官依品序带行、守、试,其外任则否"(1)的规定,如张昂是在政和年间以迪功郎出任县丞职务,就可以不加"守"或"试"字。这条史料,对判定张昂任职"迪功郎浮梁县丞"的时代为北宋末年的政和后期,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另外,南宋由于偏安江南一隅,国土面积不到北宋时的叁分之二,但官员人数并没有减少多少,存在官多职少的现象,因此,在南宋很难出现低官高就的情况,反而容易出现高官低就的情况。这种情况在选人这个阶层就更容易发生,因为"宋代选人大大多于京、朝官的人数,通过恩荫及其他各种杂出身而大量进入选人队伍的人数姑且不论,就是考取进士而成为选人的平均每年也有一百五十人左右"(2)。我们从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宋故太安人衡氏墓志铭》和绍熙五年(1194)《宋资政殿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枢密知院施公墓》上可以看到"从政郎、袁州分宜县丞权县事张羔"和"儒林郎、信州戈阳县丞刘陋"的题记(3),分宜县、戈阳县在宋代写浮梁县同属"望县",担任县丞一职的张羔、刘陋都是从政郎、儒林郎之类从八品的官阶,如果张昂是在南宋中后期任浮梁县丞,至少也应取得从八品的修职郎以上的官阶。因此,如果从职官制度方面考察,张昂监陶的时代属于政和以后的北宋末期的可能性要大于南宋中后期。
 
  从已知的宋代有关景德镇监造贡瓷的两条史料,我们也可以佐证张昂应是北宋人。一是现存景德镇市图书馆的婺源《篙峡齐氏宗谱》卷百"蠖公行实"谓:"护公(即齐宗蠖)字咸英,生宋真宗成平元年(998)戊戌八月朔旦辰时。世居德兴体泉。仁宗景祐叁年(1036)丙子,以春秋明经请浙江举入仕。初任景德镇窑丞,九载无失。庆历五年(1045)乙酉八月十五,因部御器经婺源下槎,土名金村段,行从误毁御器。护叹日:‘余奉命,愿死,从者何辜'。即吞器死……皇祐元年(1049)已丑叁月初七日,诏封新安元帅掣麾侯"。二是《河南强氏家谱》卷二有:"子魁,伯达公之子,……宋绍定戊子(1228)以文学进,仕饶州通判,以监陶得至浮梁景德镇。"(4)这两条史料表明,北宋的齐宗蠖是以"景德镇窑丞"的身份监造贡瓷,而南宋的强子魁却是以"饶州通判"的身份到景德镇监陶。虽然我们无法明了"窑丞"是什么品级的官,是否就是"县丞"一职,但至少可以说明北宋确实是以低品级的官员在景德镇监造贡瓷。因此,张昂以最低一级的迪功郎的官阶在景德镇监陶,这在北宋是完全可能的,在南宋就未必了。
 
  如果笔者考证张昂属于北宋末年的"浮梁县丞"无误的话,由于从政和六年(1116)始置迪功郎到北宋灭亡的靖康二年(1127),只有短短12年时间,是否还可以进一步考证张昂任职"浮梁县丞"的具体年代呢?
 
(1)《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制一百二十二·职官九》。
(2)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3)陈柏泉编着:《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4)清嘉庆《河南强氏家谱》卷叁《世系·子魁》条。
 
  清康熙时期所编《浮梁县志》对浮梁县宋代有名有姓的县丞记载如下:北宋大中祥符丞(陈汉)——天圣丞(吴冲)——皇祐丞(赵希易等10人)——熙宁丞(2人)——元丰丞(吴文饶)——绍圣丞(2人)——宣和丞(7人)——靖康丞(曾慎)       绍兴丞(李子豹等7人)(1)。从这条地方志资料对照前面《宋史·职官七》有关宋代县丞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1、浮梁在大中祥符年间就有了县丞的设置,早于《宋史·职官七》所记的宋代县丞之设始于天圣年间;2、南宋只记有绍兴年间有李子豹等7位县丞;3、对于北宋最后两个年号宣和与靖康年间的县丞记载最为清楚,这两个年号共九年时间就罗列有八位县丞(宣和共七年,有7丞,是一年一丞,靖康共两年,有1丞)的姓名,若按一年一丞的任职年限来看,应该是无一遗漏。这第叁条信息对推断张昂任职"浮梁县丞"的具体年代非常有帮助。前面已考证张昂如是北宋的"浮梁县丞",那只能是从始置迪功郎的政和六年(1116)至北宋灭亡的靖康二年(1127)这12年间在浮梁任职,由于从宣和元年(1119)到靖康二年(1127)的九年时间已有有名有姓的县丞记载在册,所以在这九年时间内张昂出任浮梁县丞的可能性几乎可以排除,如此一来,则仅剩政和六年至重和元年(1116——1118)叁年时间的县丞姓名不清楚了,因此,张昂很有可能就是在这叁年时间以迪功郎身份担任浮梁县丞一职,并且极有可能是第一位以迪
功郎官阶担任浮梁县丞一职的官员。
 
结语
 
  以上笔者从文献考据学对"张昂监造"刻铭涉及的宋代职官制度进行了详细论证,得出"迪功郎"张昂为北宋政和六年(1116)至重和元年(1118)之"浮梁县丞"的结论。
 
  由于张昂在此称"臣张昂措置监造",说明其服务对象肯定是皇帝,由此可以推测"张昂监造"瓷器具有"器为御用"、"设官监陶"、"赐命乃贡"以及"官搭民烧"等官窑瓷器的性质,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宋代景德镇湖田窑的制瓷地位和探讨宋代的官窑与贡瓷制度提供了新资料。笔者认为景德镇窑北宋贡瓷的最后确立,一方面表明景德镇窑以其高超的制瓷技术,在北宋时代取得了与后人所谓的宋代五大名窑以及越窑、耀州窑、建窑等名窑相媲美的贡窑地位;另一万面表明,除宋王朝"京师自制窑烧造"以外,皇家御用瓷器是由全国各大名窑承旨进贡,并非是某一窑场的某一瓷器品种所专宠。但青釉瓷器则肯定是宋代御用瓷器的首选品种。
 
(1) 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卷五《官制》,台湾华成出版社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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