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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 "张昂监造"贡瓷的烧造年代——兼与李放先生商榷(上)

2008-09-12

 
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6期
肖发标
 
内容提要:
  1997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景德镇湖田窑豪猪岭宋代地层发掘出土了一块外底刻有"迪功郎浮梁县丞臣张昂措置监造"铭的青瓷瓶底。对这块瓶底刻铭的考证,关系宋代景德镇湖田窑的贡瓷地位与年代问题。本文从这块刻铭瓶底的出土地层及其共存遗物、历史文献中有关张昂的史料记载、宋代官制中关于迪功郎官阶的设置、关于县丞职位的设置等方面对张昂以迪功郎官阶出任浮梁县丞一职的时代展开全面探讨,得出张昂在景德镇监造贡瓷的时代约在北宋政和六年(1116)至重和元年(1119)短短叁年之内的结论。
 
关键词: 
  迪功郎  浮梁县丞  张昂  贡瓷  年代
 
  1997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景德镇湖田窑豪猪岭发掘时,在T2层出土了一块瓷片(T2③:39),由于只剩器底,具体器型不明,推测是壶或瓶的器底。圈足,足径6厘米,足墙高0.6厘米,挖足深0.4厘米。足墙内外斜削,足端见深褐色垫圈痕,外底挖足平整。内外壁施釉,釉色呈蟹青,釉厚处显青褐色,带冰裂纹,器底心釉下见比较明显的旋涡状拉坯痕。器外底露胎,胎色灰白,胎质细腻。外底叁竖行刻写:“迪功郎浮梁县丞臣张昂措置监造”14个楷体字,笔划遒劲,刀法犀利(图一)。
 
  2001年10月,笔者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七辑上发表的《北宋景德镇窑的贡瓷问题》一文中对该瓷片进行过披露,考证"张昂监造"贡瓷的时代为北宋中后期(1);同年11月,《文物》杂志第四期发表了李放先生的《张昂监陶小考》一文,考证"张昂监陶于浮梁的时间有可能处在南宋内窑被郊坛下官窑替代的过程中,即绍兴八年至绍兴二十五年之间的南宋初期(2)。这样,对于张昂在浮梁景德镇监陶的时代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由于笔者是在讨论北宋景德镇窑的贡瓷问题的文章中提出张昂监陶时代为北宋中后期的论点,并没有展开来论证,存在诸多缺陷,所以当李放提出张昂监陶时代为南宋初期的观点时,似乎李放的南宋初期说比笔者的北宋中后期说更加可信。但是,仔细审读李放《张昂监陶小考》一文,笔者发现支持其南宋初期说的论据,尤其是关键的有关"刻铭的官阶、官职"的部分,值得进一步探讨,有必要对张昂监陶的时代重新展开详细论证。
 
(1) 肖发标:《北宋景德镇窑的贡瓷问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10月。
(2) 李放:《张昂监陶小考》,《文物》2001年第四期。
 
 
 
 
 
一  关于 "张昂监造"贡瓷的出土地层
 
  《张昂监陶小考》记述"张昂监造"贡瓷所在的第叁层: "土质深红,内出土不少有‘段家合于记'铭的粉盒及桶头、浅碟、低足碗等瓷器残件或残片";"相应的历史年代为南宋";第四层"土色浅红,内出少量高足碗、温酒钵、执壶等瓷器残片",属于北宋堆积(1)。笔者同意李放先生对第四层的判断,但不赞同其把包含"张昂监造"铭款瓷片的第叁层断定为南宋。
 
  要判定第叁层的相对历史年代,就要依据第叁层出土瓷器与纪年墓葬出土瓷器的器型对比。首先,从第叁层包含有不少"段家合子记"铭的粉盒来看,明显属于北宋中晚期的堆积。因为早有学者从纪年宋墓中出土的各式青白瓷盒考证出"凡印有姓氏标记的青白瓷盒,都流行于北宋时期,属北宋产品"(2);其次,早年从事湖田窑考古与研究的着名古陶瓷专家刘新园先生在《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与《景德镇湖田窑各期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成因考》等文章中,对第叁层出土的"低足碗"的时代也早有定论,认为:"无论是从宋代中、后期(北宋后期至整个南宋)墓葬出土的遗物,还是从湖田窑的窑业垃圾来看,斜壁小底碗都是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烧造得最多的产品。由于该产品像一个覆转过来的斗笠,所以又被人们称为‘斗签碗'"(3),"(北宋)后期的多斜壁式(即‘斗签碗’),圈足比前期的有所降低……"(4),明确说明"斗签碗"等圈足较矮的仰烧碗(即《张昂监陶小考》文中所谓的"低足碗")的时代是从北宋后期延续至整个南宋,并且北宋后期已非常流行。至于所谓的"俑头"与"浅碟",一般难分北宋、南宋。因此,仅依据第四层属于北宋地层,就简单地把它的上层堆积——第叁层断定为南宋堆积层,是没有考古学根据的;依据地层中出土物特征得出"此件瓷质器底的时代下限,不会晚于南宋,而其上限也不会早于北宋"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相反,我们从第叁层"内出土不少有‘段家合子记'铭的粉盒",可以推测其相对年代有可能为北宋中晚期。但考虑到第叁层还包含有"低足碗"和"浅碟"等器物,这类器物的烧造下限可以到南宋,因此,第叁层堆积的时代应为北宋中晚期至南宋。可见,从出土地层是难以判定"张昂监造"贡瓷的时代是属于北宋还是南宋。
 
(1) 李放:《张昂监陶小考》,《文物》2001年第11期。
(2) 范凤妹:《江西出土的宋代瓷盒》,《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
(3) 刘新园:《景德镇湖田窑各期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成因考》,《文物》1980年第11期。
(4) 刘新园:《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文物》1980年第11期。

二  关于张昂的文献记载
 
  在考古学地层难以给出准确答案的情况下,史志和文献的记载尤为重要,可谓解决张昂监陶年代的重要依据。由于张昂只是小小的一个县丞,史书无传;景德镇当地的万志又仅存清代所修《浮梁县志》,南宋和元、明所修早已散佚,因此在史志上都查找不到"浮梁县丞"张昂的资料。这样,找寻张昂的工作,就变得异常艰难,犹如大海捞针一般。承蒙河南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李之亮以及本所陈江先生的帮助,最近终于在文献中找到了叁条有关宋代张昂的资料:
  史料1:《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八之二":"(乾道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权发遣宾州张昂言:本州商税院及管下独女铅场,各系小使臣窠阙,本州税额至微,乞罢监官,改作摄官。"
  史料2:《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八之七十四":"(隆兴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权发遣宾州张昂言:本州商税院及管下独女铅场,各系小使臣窠阙,木州税额至微,乞罢监官,改作摄官。"
  史料3:《固始县志》卷五《宫师志第五》:"次叁日僚属:……(宋)县丞一人:周细;主簿二人:徐矩、王迸;统领一人:张昂(忠义军统领,绍兴初,据石额山为寨)。"(1)
  史料1与史料2中的张昂,一处记为"乾道元年(1165)",一处记为"隆兴元年(1163)",由于内容都一样,所以肯定有一处为误记。好在二者只相差两年,关系不大。因此这两条史料实际上所记的应是一条史实。"权发遣宾州",即暂时代埋宋代的宾州知州之意。宾州在宋代是广南西路的一个小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东北的宾阳县,属于下州。《宋史·地理六》记载:"宾州(下),元丰户七千六百二十,贡银、藤器。县叁:领方(下)、迁江(中)、上林(中)"。对比下文将要述及的《浮梁县志》所记浮梁县的户口数,宾州的户口数不过是一个浮梁县的叁分之一,实在是宋代一个很小的州。按照宋代职官制度,担任知州职务的官阶一般为朝奉大夫一类的从六品宫。若"迪功郎浮梁县丞张昂与隆兴元年(1163)或乾道元年(1165)"权发遣宾州张昂"为同一人的话,距政和六年(1116)始设迪功郎之年也不到50年。假若"权发遣宾州"时的张昂为70岁左右的老人,则他任"迪功郎浮梁县丞"的年纪正好是20岁上下;从年龄万面去推测,张昂既有可能在北宋末期,也有可能在南宋初期任"迪功郎浮梁县丞"。也许有人会认为从"迪功郎浮梁县丞"升迁到"权发遣宾州"不可能费时50年,并以此来推测张昂任"迪功郎浮梁县丞"应当在南宋初期,但宋代江西浮梁人郑梦龙的仕途经历或许可以证明笔者的上述推测是有根据的。从《宋朝奉大夫彭州郑使君圹记》所载,郑梦龙生于淳熙七年(1180),嘉定元年(1208)中进士,开始授迪功郎,初任蕲州蕲水县尉,到淳祐七年(1247)"历阶至朝奉大夫","辟知彭州,方报可,忽以疾终"(2)。郑梦龙是在29岁才授迪功郎,到他68岁去世时,方历阶至朝奉大夫,辟知彭州,耗时近40年。从年纪方面去推测,此两位张昂很有可能为同一人,但由于从广西方志等其他文献上找不到更多的史料来佐证,现在也只能存疑。
 
(1)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固始县志》,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影印,1963年。
(2) 陈柏泉编着:《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至于任固始县"忠义军统领"的张昂,由于他是一位武官,应履武官官阶,担任文官官阶迪功郎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与"迪功郎浮梁县丞"张昂可能只是同名同姓之人而已。
 
  这样,从文献史料方面,目前看来也是无法断定"迪功郎浮梁县丞"张昂的任职时代。考证其任职时代只有依赖于对宋代官制中有关迪功郎、县丞的官阶、官职设置时代的认识了。
 
三  关于宋代迪功郎的设置
 
  宋朝是在唐末和五代十国长期割据混乱之后建立起来的,为了防止重演藩镇割据的局面,朝廷采用"分化事权"、"官与职殊"的办法来削弱官僚机构的权力,以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因而出现了宫制紊乱、机构重叠、变动不常的现象。特别是一套"职事官",一套"寄禄官",犭牙交错,稍不留意,就会误读误解。
 
  迪功郎是北宋政和年间设立的阶官名,属于文官叁十七阶寄禄官的最后一阶。《宋史·职官九》记载:"元丰寄禄格以阶易官,杂取唐及国朝旧制,自开府仪同叁司至将仕郎,定为二十四阶。崇宁初,因刑部尚书邓涧武请,又换选人七阶。大观初,又增宣奉、正奉、中奉、奉直等阶。政和末,又改从政、修职、迪功,而寄禄之格始备。自开府至迪功,凡叁十七阶。……新官:迪功郎(崇宁将仕,政和再换),旧官:军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主簿、尉。"这里明确说明迪功郎是政和末年由崇宁年间的将仕郎改名而来,相当于元丰改制前的军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主簿尉之类的旧官。
 
  关于政和年间改将仕郎为迪功郎一事,《宋大诏令集·官制五》之《改将仕郎等官名御笔手诏》有记,这条诏令的发布时间没有注明具体年月日,但介于政和五年八月八日"不得讦边事辟守臣御笔手诏"与政和六年十一月叁十日"横行增宣正等职任御笔"两条诏令之间(1),邱树森主编《中国历代职官辞典》"将仕郎"条记为"政和六年(1116)更名迪功郎"(2)。这是宋代出现迪功郎官阶名的时代上限,距离北宋灭亡只有十年时间。
 
  宋室南迁后,南宋的阶官制度有没有发生变化呢?《宋史·职官九》关于绍兴以后阶官记载如下:"绍兴举行元祐之法,分置左右,文臣为左,余人为右。淳熙初,因宗室善俊建言,阶官并去‘左’‘右’字。今任子杂流,惟纽转通直郎、奉直中散二大夫如故,若带贴职,则超资。自开府至迪功,序次于后。"其文阶序次共列四十阶,自承务郎至开府仪同叁司共叁十阶,标注"系京官";自迪功郎至承直郎共七阶,标注"政和更定,并系选人,用举状及功赏改官"。前面这叁十七阶的阶宫名称和序次与北宋政和以后的阶官名称和序次完全一样,但在迪功郎后面南宋又增加了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叁阶,并标注"系奏补未出身宫人"。
 
  宋神宗元丰改制的目的是"使台省寺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额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凡厥恩数,委如旧章。不惟朝廷可以循名,考正万事,且使卿士大夫莅官居职,知所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岂不善矣"(3)。明确说明元丰改制是实行"职事官"与"寄禄官"两套官制。"职事官"为各级"差遣",即有实权和实事可做的官。"寄禄官"则只是为安排官员俸禄等级而设定的阶官。每个官员都有一个"寄禄官"的官阶名,以确定自己的俸禄等级,但只有那些得到了"差遣"的寄禄官才是"职事官",没有实职的寄禄官只能享受与他们同品级的职事官一样的俸禄和政治地位。
 
  每一个文、武官阶,都有相应的一些职事官可以授予。按北宋"元丰以后合班之制"的规定,对应迪功郎的职事官是"京畿县主簿、尉,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尉,城砦主簿,马监主簿。"按南宋"绍兴以后合班之制",对应迪功郎的职事官是"京畿县主簿、尉,叁京赤县、畿县主簿、尉,诸州上、中、下县簿、尉,城砦主簿,马监主簿"(4),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宋史·职官八》对各种"职事宫"和各级"寄禄宫"的品秩都有具体的规定。迪功郎属于最低一品,即从九品。与迪功郎同属从九品的还有"中下州诸司参军、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尉、城砦马监主簿"以及"承务郎、高班黄门内品、承节承信郎"、"诸州司士文学助教、翰林医学"等各种文、武阶官和职事官。这个规定没有分北宋和南宋。《宋史·职官八》中没有给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规定品秩,并明确这叁阶"系奏补未出身官人",即他们属于不入仕的假版官。南宋虽将这叁阶假版官列于迪功郎之后,看起来好象增加了叁级阶官,实际上能授予"职事官"的官阶与北宋政和以后是一样的,仍为叁十七阶,迪功郎在南宋的品秩仍然属于最后一级的从九品,并没有提升为从八品。这从前文所引《宋大诏令集·官制五》之《改将仕郎等官名御笔手诏》所记:假板官,行于衰乱之世,姑从板授,盖非真官,不可循用,可依下项。假将仕郎可去假字,与初官人犹未入仕,可为将仕郎;假承务郎,可为登仕郎;假承事郎承奉郎,可为通仕郎。旧将仕郎已入仕,不可称将仕郎,可为迪功郎,旧登仕郎可为修职郎,旧通仕郎可为从政郎"可知,自政和六年设立迪功郎起,通仕郎、登仕郎和将仕郎就成为了叁个假版官的官阶名,授予"初官人犹未入仕"者,这与南宋绍兴以后的"合班之制"是完全一样的。因此,仅从《宋史·职官九》南宋绍兴以后的阶官序次中增加了通仕郎、登仕郎和将仕郎的记载,就简单地"推算"迪功郎的品秩有可能上升,并不符合史实。
 
  再说,宋代文官官阶有叁十七阶之多,而官品只有十八品(一至九品分正、从),本身就不能一一对应。比如,属于第叁十七阶的迪功郎与第叁十阶的承务郎同属从九品官;属于第二十九阶的承奉郎、第二十八阶的承事郎都是正九品官;而属于第叁十一阶承直郎至第叁十六阶修职郎与第二十七阶的宣议郎、第二十六阶的宣教郎又都是从八品官(5)。每一官阶属于几品官,这在《宋史·职官八》中是有明确规定的,用不着我们今天去"推算"。
 
  综上所述,李放先生在其《张昂监陶小考》一文中所谓结论:查阅史料可知南宋绍兴年间已将文官散阶由政和六年的叁十七阶增至四十阶,迪功郎虽仍为叁十七阶,但在绍兴元年已不为最后,而是排在通仕郎、登仕郎和将仕郎之前,如按秩次推算,迪功郎的官阶应有所提升。按此,迪功郎任从八品官职在绍兴年间就有了可能,也就是说,张昂以迪功郎任浮梁县丞,在绍兴元年以后才能产生",是欠考据的。
 
(1)《宋大诏令集》卷一六四《宫制五》,中华书局,1962年。
(2)邱树森主编:《中国历代职官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3)《宋大诏令集》卷一六二《官制叁》,中华书局,1962年。
(4)《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制》第一百二十一《职官八》。
(5)《宋史》卷一六九《职官九》;《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官制间一·官品杂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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