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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器、礼器、“邵局”——关于南宋官窑的几个问题(下)

2008-09-12

 
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6期
唐俊杰
 
三 关于 "邵局"与王晋锡
 
  《坦斋笔衡》载: "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纯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与旧窑大不俟矣。"(3)邵成章为邵谔之误,已成共识,邵谔提举后苑、号邵局也是事实。
  后苑(或后苑造作所、后苑作生活所等)是内廷机构之一,隶属入内侍省,其职责是"掌造作禁中及皇属婚娶之名物",其下设有很多作坊(4)。北宋靖康元年(1126),因军事紧急,钦宗诏令罢内外官司局一百余处,只留后苑作"以应奉道君皇帝",南宋沿置(5)。虽然后苑并无窑作的相关记载,但南渡以后,随着需求的扩大,考量当时的实际情况,朝廷在后苑下设立第一座官窑——修内司官窑应是合理的。因为官窑本来就是为皇室提供御用瓷器,从某种程度上说,其供御特性与后苑是相同的。
  邵局是个什么机构呢?《研北杂记》云:"绍兴中秦桧粉饰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修礼乐器,百工隶之,谓之邵局。"(6)《容斋笔记》载:"秦桧修礼乐,文太平,止专用一宦者主之,人呼为邵局,今浑仪乐器中,犹铸邵名,礼乐之器,间有不合经典处,是欠名儒讨论。"(7)但据文献记载,除
 
  <1>《宋史》卷一三O《乐志第八十三·乐五》:"时给事中段拂等讨论景钟制度,……遂遵用黍尺制造,钟成,命左仆射秦桧为之铭……"
  <2>《咸淳临安志》卷一《行在所录·皇城图》。
  <3>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九《窑器》,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
  <4>《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第一百十九》:"后苑勾当官无定员,以内侍充掌苑囿池沼台殿种执杂饰,以备游幸。造作所掌造作禁中及皇属婚娶之名物。"
  <5>《宋史》卷二三《本纪第二十三·钦宗》:"(靖康元年正月)罢内外官司局所一百五十处,止留后苑以奉龙德宫。"《咸淳临安志》卷一O《行在》所录"内诸司"。
  <6>元陆友:《研北杂记》,万历秀水沈氏刻宝颜堂秘笈本。
  <7>《永乐大典》卷一九七八一《邵局条》。
 
了绍兴十三年参加过车辂仪仗的制作外,邵谔并末参与礼器局的造作活动(1)。秦桧专用邵谔主修的所谓礼乐器实际是指观察天象的浑天仪。《宋史》卷八一《律志十四》记:"于是命秦桧提举,时内侍邵谔善运思,专令主之,累年方成。"由于浑天仪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且铜料耗费众多,北宋旧例先造木质小样,经检验准确后,再由宰执提举,内侍副之,"置局如样制造"(2)南渡之初的绍兴二年(1132),高宗就命太史局令丁师仁等造浑天仪,由户部收买原料,临安府"和雇"工匠。但由于缺少"浑仪之法"和"铸作之工",终未成功。绍兴十四年四月,依北宋"两府提举"的旧例,高宗命宰执秦桧提举修造浑天仪,由内侍邵谔专门负责浑仪的制作(3)。由于邵谔提举后苑,其下有高手工匠数百,有能力完成制作任务。这项造作工程耗时数年,先后有众多工匠参与,即所谓"百工隶之"。因此,所谓"邵局"实际上是民间对当时邵谔所领浑仪制作机构的称谓。
  南渡之初的绍兴年间是南宋重建礼乐制度的高峰期,而礼乐制度涉及许多万面,包括仪仗、冠服、祭器、法物、宫架大乐、律历等。浑天仪虽为观察天象的仪器,但它与礼乐制度不无关联,《宋史》在记述南宋重制浑天仪的相关章节中,首语即为"中原既失,礼乐沦亡"。故后人的笔记杂文将其归于"文太平"的礼乐器也不失为全过。
  就在邵谔专主浑天仪的同时,南宋更为重要的一项造作活动即礼器局也在运作之中。同邵谔制作浑天仪的机构一样,礼器局也是临时机构,而具体器用的造作则是由王晋锡负责实施,这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王晋锡为朝廷制作礼乐器的种类很多,有铜、陶、玉、石等,其下势必有较多临时性作坊,而烧造陶质祭器的窑作只是其中之一。绍兴十六年十月,宰相秦桧等向高宗进呈新制礼乐器,礼器局的任务业已完成,礼器局随即被撒销,王晋锡的临时窑作理应随礼器局的其他作坊一起撤销(5)。
  入内内侍省作为内廷宦官署,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帝、后妃居所承担饮食、寝居等日常生活的侍奉、执役等事务,间或勾当御药院、内东门司、合同凭由司、后苑、龙图天章宝文阁、军队引见司及翰林院等内廷机构。同时,为加强朝廷的监督和管埋,宋代也经常临时差遣内侍勾当(南宋称干办)朝廷的重要事务,即"中使"外任,督察众务。鉴于北宋后期内侍专权,祸及朝廷,南渡以后,对内侍的管理多有加强,如严禁内侍使臣与兵将往来,内侍官不许出谒及接见宾客等,"中官只令承受宫禁中事,不许
 
  <1>  《宋会要辑稿》第四十三册《舆服一之二一、二二》:"有诏,车辂仪委工部尚(书)莫将、户部尚书张澄,同内侍邵谔制造。"
  <2>  《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三册《运历二之一四、一五》:"徽宗宣和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诏置讨论制造玑衡所,以宰相王黼总领,内符师成副之。先是黼奏得方士玑衡之书,造小样验之,于天运合如唐一行之制,乞命有司置局如样造。"
  <3>  《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三册《运历二之一八、二五·绍兴浑天仪》。
  <4>  《宋史》卷八O《律历志第三十四·律历十四》。
  <5>  《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七册《崇儒七之四六》:"绍兴十六年十月二日,御射殿召辅臣观新制郊庙礼器……"《中兴礼书》卷一O《吉礼十·郊祀祭器二》:"(绍兴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工部状……本寺契勘,昨系礼器局添造到大礼铜、陶、竹、木礼器并景钟大乐等,未经官司雅饰,伏乞朝廷指挥令工部军器所一就修整施行。批送工部依所申。
 
预闻他事"(1)。礼器局不是内廷机构,其负责人是给事中段拂,王晋锡知识临时差遣。因此,王晋锡在入内内侍省虽是邵谔的属下,但在其临时干办朝廷交办的其他事务期间,他并不需向邵谔负责。
  据入献记载,绍兴十九年(1149),为朝廷添修陶质祭器的机构是临安府,原因是当时的工部军器所无法完成陶质祭器的添修任务,而临安府有添修太庙陶质祭器的经验和能力(2)。从老虎洞窑址发掘的清况看,内窑的烧造时间起码延续至南宋中期以后。如果邵谔之内窑确是为烧造陶质祭器而设,礼器局撒销后,其窑场尚在,朝廷为何将这次添修任务先交由工部军器所,再由临安府来承担呢?如果内窑只是烧造陶祭器的初始窑场,礼器局撤销后,又改为烧造御用瓷器,那么绍兴十九年之时,其窑场也还在凤凰山下,朝廷为何舍近求远、避重就轻,将数量达460件之多的陶质祭器交由临安府来处置呢?如果礼器局撒销后,内窑由临安府接管,换言之,内窑由内庭机构后苑变更为临安府管辖,文献记载又为何将内窑的建制始终归于内廷机构呢(3)?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绍兴十九年之时,邵谔之内窑尚未建立。临安府担此重任当是权宜之计、无奈之举。从《坦斋笔衡》看,邵谔提举后苑、号邵局在前,置窑于修内司在后。邵谔完成浑天仪制作的时间大约在绍兴后期,其内窑的设立当在其完成浑天仪的制作之后,最早不及绍兴十九年,最晚不会超过被罢职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4)。
  邵谔专修浑仪与王晋锡充礼器局的起始时间虽然相近,但二人所承受的事务及结束时间却大不一样,内窑的设立自然与王晋锡无关。因此,王晋锡参与礼器局的陶质祭器的烧造,与邵谔之内窑的建立,这看似复杂又容易误解的记载,实际是指先后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的两件不同的事件,二者之间并无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当年邵谔"置窑于修内司",既是巧合也是必然,因为这里有制瓷所需的原料,又离皇宫后苑较近,便于管理和运输。考量当时南宋朝廷的实际情况,随着各项造作活动的进行,特别是礼乐器的制作完成,在皇城根下置一小型窑场,既满足了宫中用瓷的需求,也是当时的财力和物力所能承受的。
  陶质祭器的使用并非南宋自创,在北宋官窑建立以前,朝廷就将陶质祭器用于郊祀,原因是礼家所谓"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5)。故言陶质祭器必及官窑的说法是片面的。
 
  <1>《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第一百十九·入内内侍省》。
  <2>《中兴礼书》卷一O《吉礼十·郊庙祭器二》:"(绍兴)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指挥大礼仪仗等自来年正月一日令有司检举修整……窃见太庙陶器见委临安府添修,伏乞朝廷指挥一就令临安府添修制造,后批造工部依所申施行。"
  <3>《咸淳临安志》卷一O《内诸司》中所记载的"雄武营山上"的青器窑即为"内窑",亦即修内司官窑。
  <4>《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三册《运历二之一八》:"至是命秦桧提举修制,其后委内侍邵谔专主之,后浑仪虽成,至绍兴三十二年谔亦罢职,遂以浑仪付太史局安设焉。"
  <5>《宋史》卷九八《礼志第五一礼一·吉礼一》:"元丰六年,详定礼文所言,本朝吴天上帝、皇地袛、太祖位各设三牲,非尚质贵诚之义,请亲祠圜丘、方泽正配位皆用犊,不设羊豕,俎及鼎七,有司摄事亦如之。又簠、簋、尊、豆皆非陶器,及用龙杓,请改用陶,以撣为杓。"
 
四 南宋官窑的仿青铜礼器瓷
 
  文献与实物表明,仿青铜礼器瓷在宋代深为宫廷和社会上层所钟爱。菌宋官窑就百大量生产,有穿带瓶、出戟尊觚(图五)、三足樽、鬲式炉、鼎式炉(图六)、簋式炉、贯耳壶、兽首衔环壶等(1)。这些器物造型庄重典雅,有明显的三代遗风。

  中国古代青铜礼器的使用主要盛行于夏、商、周、三代,秦汉以来,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而一度归于沉寂,这种情况大致到了宋代才有所改变。
  宋代好古特别到了北宋末年,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崇古之风愈演愈烈,三代古物成为朝野内外收集的目标。北宋宣和年间,宫廷收藏的古物数以万计,宫中有专门收藏三代古物的稽古、尚古、博古三阁。民间更以发掘墓冢来收罗古铜器。但由于年代久远,古物难求,仿古之风盛行,仿古器之质地有铜、玉、陶、瓷等。特别是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爱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所制尤多。利之所趋,民间也常将铜钱销毁后铸造伪器以牟利。南宋官窑仿青铜礼器瓷的出现正是北宋这样崇古之风的继承和延续。
  与伪造古器主要为牟利的目的不同,宋代宫廷仿造三代古器物的目的主要百两个:一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为目的,如前文提到的用于郊庙的铜、陶等祭器; 二是出于爱好,如官窑中的仿青铜礼器瓷。目的不同,其仿品的种类和造型也就有差别。祭器作为国家更重要的礼仪活动的载体,其种类、造型及使用场合均有严格的规定。祭器的种类仍为传统的尊、罍、簠、簋之属,制作精工;造型基本忠于原器,尺寸有严格的规制,器形也相对较大;器身常,镌有铭文,以标明制作的年代、名称、质地和用途等。如前文提到的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新成礼器之一的山尊,就仿自《博古图》所载商代祖戊尊。精铜制作,造
 

 
  <1>参见《南宋官窑》及杜正贤主编:《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文物出版社,2002年)等。
 
型规范严谨,纹饰浑厚庄重,置于万泽坛用于祭祀神袛(图七)。
 
  仿青铜礼器瓷则不同,造型虽取之于古器但多有更张,如纹饰省繁就简,器形相对较小,器身无铭文。器物种类除了尊(祭器称山尊)以外,基本不见宋代祭器中常见的类别,如觚、三足樽、鬲式炉、簋式炉、鼎式炉等在宋代是不作为祭器的。器物的造型、规格也不甚规范,有较大的随意性。如觚、三足樽、鼎式炉等有大、小之分,三足樽之弦纹有三组、四组不等,鼎式炉之竖耳有万、圆之别,鬲式炉在修、郊二窑各有其制。器物的用途也无严格限制,在南宋民间使用仿古器就较为普遍,如三足樽常被作为盛酒的酒器使用(1)。南宋临安集市上也有樽、榼、香炉、屈卮等仿古器皿出售(2)。这都说明南宋官窑仿青铜礼器瓷虽取其形却失之意。从南宋宫廷画家马和之所绘《孝经图》中,也能见到绍兴年间宫中在举行明堂大礼时,所陈设礼器的形制与南宋官窑仿青铜礼器瓷是何等的不同(图八)(3)。
  传统的青铜礼器除了用于祭祀天地、宗庙之外,也用于宴享、朝聘、征伐和婚冠等重要礼仪活动。但随着铜器时代的结束,时空的变迁使传统意义上的礼器的质地和功能均发生了擅变。
  器用之设在宋代有严格的区分,除了前文已经讨论过的祭器外,在大朝会、宴享、赏赐、婚育、丧葬等重要场合,所设器皿大都是由后苑造作所、文思院
等机构精心制作的金、银、玉、水晶等贵重物品。如绍兴年间宫中举行正旦大朝会,君臣所用为金银制作
 
  <1>宋陆游撰、杨立英校注:《老学庵笔记》卷四:"慎东美字伯筠,秋夜待朝于钱塘江,沙上露走,设大酒樽及一杯,对月独饮。"三秦出版社,2003年。
  <2>宋吴自牧撰、傅林祥注:《梦梁录》卷一三《诸色杂货》,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下同。
  <3>图片采自傅伯星、胡安森著:《南宋皇城探秘》,杭州出版社,2002年。
 
 
的"镀金银盘盏、自成银盘盏、镀金银曲卮、自成银屈卮"(1)。淳熙元年,孝宗至玉津园讲燕射礼,以银碗赐群臣(2)。南宋赏赐金国、高丽等国使人的礼品也主要是金银等宝物(3)。埋宗时,周汉公主出嫁于慈明太后的侄孙杨镇,其嫁妆就为"迭珠嵌宝金器、涂金器、贴金器"等宝器(4)。南宋153年间,自高宗赵构至帝赵昺共历九帝。除最后三世葬于广东等地外,高宗至度宗六帝及徽宗、部分后妃的陵墓,均在今浙江省绍兴宝山,世称"宋六陵"。关于"宋六陵"的丧葬用品,文献记载宋代行薄葬,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元初胡僧杨琏真伽盗掘陵墓所见,宋代的丧葬用品有金、银、玉等质
 
  <1>《宋会要辑稿》第十二册《礼八》:“(绍兴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翰林司言,今年冬至来年正旦大朝会,本司自来排办殿内臣僚合用金银器皿件物,并系于天章阁收附,宴设家事库关请数内对御合用金爵盏,两朵殿两廊合用白银爵盏。"
  <2>宋周密撰、傅林祥注:《武林旧事》卷二《燕射》,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下同。
  <3>《宋会要辑稿》第七十九册《职宫三六之六八·国信所》:"嘉定五年四月十五日臣僚言,国信所礼物并从朝廷支降,一色精细金银制造……"
  <4>《武林旧事》卷二《公主下降》。
 
 
地(1)。陵区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的瓷器也主要是龙泉窑、景德镇窑的青瓷、青白
瓷等,独不见被后世奉为至尊之宝的南宋官窑产品(2)。
  在宋代,三代铜器除了作为收藏或研究的对象外,也开始成为欣赏、把玩的雅物以及用于室内的插花或陈设。在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瑶台步月图》页中,桌上就有一插花的青铜觚(图九)(3)。从文献记载来看,这种变化并影响到其他仿器。如《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载:"就中间沈香桌儿一只,安顿白玉碾花商尊,约高二尺,径二尺三寸,独插照殿红十五枝。"宫中在陈设时也常将汝窑、官窑及湖南制作的瓷瓶用作插花(4)。就南宋朝廷而言,它并不缺把玩、欣赏的古器物,秘阁下就有专门收藏古物的古器库。因此,南宋官窑仿青铜礼器瓷的用途应更具实用功能,其中的觚、出戟尊等的用途主要是作插花之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所谓的觚、尊称为觚式瓶、尊式瓶当更为贴切。而南宋官窑形制多样的炉应是作室内熏香的香炉使用,据文献记载,绍兴二十一年(1151),高宗到清和郡王张俊府第,张俊间其进奉的宝物中就有汝窑"香炉"(5)。熏香之俗在宋代极为流行,南宋临安官府或民间聚会时,有香药局专管香药、香炉等熏香事宜(6)。南宋皇帝经常将香与其他贵重物品一起,作为赏赐的物品,宫中熏香颇为盛行,香炉的需求量应很大,南宋官窑各式炉的大量生产正是宫中需求的结果。
燃香器具的改变与香料加工万式的变异有很大的关系,宋代常见的香料有香饼、香丸和棒香等,香饼与香丸需置于炭火之上,故一般使用金属器具,上部加有搂空的器盖。棒香由香料和燃料
 
  <1>清悔堂老人:《越中杂识》下卷《陵墓》,浙江人"民出版社据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印本标点排印,1983年。
  <2>陆菊仙:《宋六陵的历史与现状》,《东方博物》第七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3>图片采自《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绘画全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
  <4>《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卷二《赏花》。
  <5>《武林旧事》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
  <6>《梦梁录》卷一九《四司六局筵会假赁》。
 
合而为一,插于炉中可直接燃烧,无盖瓷香炉的大量使用,应与之有关"。
南宋官窑仿商周青铜礼器瓷的盛行其实是由官窑的生产性质所决定的。从置窑之初的"后苑",到南宋后期的"御前内辖司",南宋官窑始终由内庭机构掌控,作为宋廷的侍奉机构,其供御的特性便决定了官窑产品的形制和用途。
 
五   结语
 
  绍兴年间是南宋政权的重建时期,也是南宋各项造作活动较为频繁的阶段。从宫殿、坛庙的建设,到各类器用的造作,大致奠定了南宋小朝廷的运转基础。陶质祭器的烧造和修内司官窑的设立就先后发生在这一时期。
  1·南宋陶质祭器是在考证基础上对三代铜器的仿制,因而在使用、造型、纹饰和铭文等方面既有明显的继承性,也带有很强的时代特征。
  2·王晋锡陶质祭器的烧造活动具有规模小、时间短、临时性等特征,在完成烧造任务后,其窑作随礼器局的撤销而废弃,因而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窑。
  3·"邵局"是民间对南宋绍兴年间邵谔负责修制浑仪机构的称谓,它不是礼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陶质祭器的烧造无关。
  4·修内司官窑并非为烧造陶质祭器而设,也不是其初始窑场,它是南渡以后为满足宫廷用瓷的需求而设立的第一个供御窑场,仿青铜礼器瓷的盛行,正是其供御特性的最好体现。
  5·南宋官窑仿青铜礼器瓷造型典雅,釉色温润,兼具三代之遗风,但它既非祭器,也不是礼器,而是宫中用于插花、熏香等用途的日用、陈设瓷。
  6·陶质祭器与仿青铜礼器瓷在形制和用途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两类产品的正确甄别,也是南宋官窑许多问题研究的基础。
 
  <1>参见扬之水:《莲花香炉与宝子》,《文物》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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