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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器、礼器、“邵局”——关于南宋官窑的几个问题(上)

2008-09-12

 
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6期
唐俊杰
 
内容提要
  作者在多年积累的考古实物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坊历史文献,探讨了与南宋官窑密切相关的诸问题:如南宋陶质祭器的使用与特征,王晋锡、邵谔与礼器局、邵局、修内局官窑的关系,南宋官窑生产的仿青铜礼器瓷的性质与用途等。作者认为,王晋锡之陶质祭器的烧造与邵谔之修内司官窑的建立,是先后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的两件不同的事件,两者之间并无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南宋陶质祭器与宫窑仿青铜礼器瓷在形制及用途上有本质的区别。
 
关键词
  陶质祭器  王晋锡  礼器局  南宋官窑仿青铜礼器瓷
 
  南宋官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杭州老虎洞窑址的发现,有关修内司官窑的争议逐渐趋于一致,南宋官窑的研究也似乎归于明朗(1)。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些固有的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如什么是南宋陶质祭器?南宋陶质祭器的烧造与修内司官窑的关系,官窑仿青铜礼器瓷的实际用途等。由于这些问题与修内司官窑的置窑时间、官窑生产的性质与特征等问题的研究紧密相连,所谓“牵一发动全身”(2)。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南宋官窑研究的当务之急。
 
  <1>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址》,《文物》2002年第10期;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老虎洞窑址发现后,许多学者将修内司官窑的建立与南宋礼器局联系起来。如杜正贤:《杭州老虎洞瓷窑址的考古学观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秦大树:《老虎洞窑官窑性质刍议》,见前揭《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书。
 
一 南宋陶质祭器的使用与特征
 
靖康之难,北宋覆没,康王赵构得以继承大统,是为南宋高宗(1)。建炎二年(1128),高宗以北宋"新成礼器"应付在扬州举行的郊祖大礼(2)。南渡以后的绍兴初年,由于时局动荡,更由于"新成礼器"在渡江时的散失,朝廷所需的祭器主要由各地方政府制作(3)。直到绍兴十四年(1144),朝廷成立礼器局,由中央政府统一制作祭器,并明确郊坛须用陶质祭器,宗庙所用祭器也应该恢复古制度。(4)南宋陶质祭器的使用遂以为定制。
  南宋祭器的种类仍继承了中国历代祭器中的传统类别,主要有笾、豆、簠、簋、尊、罍、鼎、彝、爵等属,质地有竹、木、铜、陶、金、玉、石等。其中陶质祭器包括簠、簋、豆(登)、尊(六尊: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大尊、山尊)、罍(六罍:牺罍、象罍、著罍、壶罍、大罍、山罍)等。(5)从南渡之初的权宜充代,到礼器局的依礼规范,除了制度上更趋完善和数量上有所增加和固定外,南宋陶质祭器的种类并无根本变化(6)。
  祭器的质地之别,取决于其所用的不同场合,即礼家所谓祖天地用陶匏,取其质;宗庙用铜器,则可以传远。(7)南宋陶质祭器主要用于三年一次的郊祀圆坛正配位,每年正月上辛祭感生帝、
 
  <1>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四《本纪第二十四。高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下同。
  <2>   宋礼部太常寺纂修、清徐松辑:《中兴礼书》卷九《嘉礼九。郊祖祭器一》:"高宗建炎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诏,令东京所属搬取起发祭器、大乐、礼神真玉、朝祭服、仪仗法物,赴扬州行在应副郊祀大礼。"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北京图书馆藏清蒋氏宝彝堂抄本影印,下同。
  <3>   《中兴礼书》卷五九《吉礼五十九。明堂祭器》:"(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礼部侍郎陈与义等言……绍兴元年明堂大礼所用祭器,为新成礼器渡江尽皆散失,申明系依《三礼图》竹木及陶器样制造应副了当。今来明堂大礼所用祭器,系令太常寺画样,令临安府下诸县制造。"
  <4>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十五册《礼一四。群祖三》:"(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渝宰执日:'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卿等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既而命给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铁,内侍王晋锡充。冲华书局,1987年,下同。
  <5> 南宋祭器的名称、种类散见于《中兴礼书》卷九《嘉礼九·郊祀祭器一》、卷一O《吉礼十·郊祀祭器二》。
  <6> 《中兴礼书》卷九《嘉礼九·郊祀祭器一》:"绍兴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礼部言……本寺勘会依国朝仪注,祀祭天地、宗庙、社稷系大祀,并用牲牢笾豆,皆有定数。昨缘渡江之后,逐权宜条具申降指挥排办。今详看见今岁终祀祭天地宗庙社稷所设笾豆,委是末应国朝仪注。今欲乞依本官所乞,上件大祀设十二笾豆,其祭五万帝等处,且依见今礼例,止用酒脯行礼,俟将来军事宁息,别行条具。从之。自十六年以礼部太常寺言,依政和旧制,用笾、豆各二十有六,簠、簋各八。"
  <7> 《中兴礼书》卷一O《吉礼十·郊祀祭器二》:"凝土为质,陶以为尊,贵本尚质。《宋会要辑稿》第十四册《礼一二。群臣士庶家庙》:"(淳熙)八年十月十二日,中书舍人崔敦诗言……臣谓铜为祭器可以传远,今不用铜,以竹木为之,坏而不易则坠上之赐,易而自造则弃君之命……"
 
立冬后祀神州地抵也用陶质祭器(1)。圆坛从祀、太庙、皇族及群臣家庙的祭器主要是铜器,陶质祭器仅限于少量的登(2)。明堂大礼自绍兴末年起,所用祭器也用宗庙之器,即铜质祭器。(3)。皇帝家庙景灵宫"行牙盘之礼",其祭器的形制虽曾引起非议,但力景灵宫制作祭器的是文思院、塑制所等机构,祭器的质地主要为金、银、玉、漆等(4)。各宫观祖宗神御殿祟奉香火也用金银器皿(5)。诸路州县及临安府在祭社稷、祀风师霄神时,均使用竹木祭器(6)。
  南宋陶质祭器的使用数量有限。南宋150余年,祭祀较为频繁的主要集中于高宗、孝宗二朝,之后各朝对礼的尊祟似乎较为怠慢,使用的祭器数量也大幅减少。理宗在位长达41年,而举行郊祀大礼仅一次而己(7)。咸淳年间,度宗亲享南郊,坛上仅设笾、豆各一(8)。  由于陶质祭器主要用于祀祭天地之所,其数量占南宋所有各类祭器中的比例很小。以陶豆为例,绍兴十三年(1143)郊祀
 
  <1> 《宋会要辑稿》第十五册《礼一四·群祖二》:"(淳熙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常少卿朱时敏等言,检照国朝大观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议礼局言,国朝每岁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僖宗皇帝配侑;立冬后祀神州地袛,以太宗皇帝配侑。器以陶匏,牲用羊豕。……照得绍兴十六年讨论天地、宗庙礼器之数,每神位笾、豆各二十有六,簠、簋各八。将来祀感生帝、神州地袛,所用笾、豆、簠、簋之数亦合如之,庶几仰称国家严恭尊事神袛祖宗之意。从之。"
  <2>   《中兴礼书》卷九《嘉礼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五年)十一月四日,礼部言……一、圆坛正配位尊、罍并豆并系陶器……一、圆坛从祀并太庙并系铜器。……"《宋会要辑稿》第十四册《礼一二·群臣士庶家庙》:"(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诏少傅宁远军节度使兼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恭国公杨存中依所乞家庙,仍赐祭器。中兴礼书五月十五日礼部太常寺言……陶登一十只并盖……"至淳熙年间韩世忠家庙祭器,因大臣的反对,仅赐木爵、勺各一,其余由朝廷颁付图样,并用竹木。嘉泰元年韩侂胄家庙祭器又改为铜制,由文思院铸造给赐。
  <3>   《中兴礼书》卷五九《吉礼五十九·明堂祭器》:"(绍兴)三十一年五月十一日,礼部太常寺言,准御札节文,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今检准国朝会要,政和七年四月十八日礼制局言,郊用特而明堂用牛羊豕,郊用匏爵而明堂玉爵,其余豆、登、簋、俎、尊、罍并用宗庙之器,但不设彝不裸,所有今来明堂大礼,欲乞依上件典故施行,诏依(淳熙六年九月明堂并仿此)。"
  <4>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三《行在所录·郊庙》:"太庙之祭以俎豆,景灵宫以牙盘,天章阁等以常馔,用家人礼。"影印道光钱塘振绮堂汪氏仿宋本,中华书局,1990年,下同。《宋会要辑稿》第十四册《礼一二·群臣士庶家庙》引《中兴礼书》:"今太庙、景灵宫皆宗庙也,唯太庙用祭器,至景灵宫言朝献则用瓶、盏、盘、盂之属,皆燕器也,人臣家庙何独不可?"《宋会要辑稿》第
十四册《礼一三·神御殿》:"(淳熙)十六年七月二日,礼部太常寺言,将来高宗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大祥前,依礼例合塑制神御三位……各位各用腰舆、香案、香炉、匙盒、花瓶、黄罗缴扇,令塑制所依名件制造,合差内侍官一员克都大主管于至日迎赴景灵宫安奉,并从之。"
  <5>    《宋会要辑稿》第十一册《礼五·开元宫》:"嘉定七年三月九日,干办开元宫言,本宫祟奉御前香火,专管酌献金银器皿,应干事件全藉曾经繁难人任便,缘差到人方谙事务即行替罢,实为末便……从之。"
  <6>   《宋会要辑稿》第十五册《礼一四·群祀三》:"(淳熙)六年十月十七日,礼部侍郎齐庆胄言……乞令礼部太常寺参嵇典故,将州县合置坛壝器服制度,合行礼仪节次,类成一书,镂板颁下四方。既而礼部太常寺条具诸路州县释奠祀祭合用祭器,检照大中祥符间颁降制度图本,并系以竹木为之,令临安府释奠祭社稷、祀风师雷神亦用竹木祭器。……从之。"
  <7>   《宋史》卷九九《礼志五十二·礼二吉礼二·南郊》:“理宗四十一年一郊而已。”
  <8>   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五《郊祀年驾宿青城端诚殿行郊祀礼》:“向于咸淳年间,度宗亲给南郊祀,用正月朔正系上辛日行事。……其郊坛三层四阶,有十二龛灯、十二宫神,内外壝俱设神位,每位一板位、一烛、一爵、一矮桌,置牺牲二,笾豆一,币各差。”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校注,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
 
  大礼,昊天上帝、皇地祗并配位共四位,每位用豆12只(1)。绍兴十四年礼器局成立后,陶质祭器的数量有所增加,圆坛正配位每位用豆26只,而圆坛从祀及太庙祭器绝大部分改为铜制,仅豆就有1806只(2)。因此,南宋陶质祭器的数量远非人们所想象得那么多。
  南宋祭器的形制经历了田"权宜充代"、"形制不古"到"凝工范金,制作高古"的变化过程。建炎二年 (1128)扬州郊祀所用"新成礼器",系北宋宣和年间仿《宣和博古图》改造而成,其中大部分用铜铸造,其余用竹木制作(3)。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绍兴十三年以前,南宋祭器主要参照《三礼图》制作(4)。绍兴十三年秘书省颁下《宣和博古图》,准备依照北宋"新成礼器"的做法,由礼官讨论改造。"将来大礼祭器,悉从古制"。但由于数量太多,难以在大礼前完成。因此,绍兴十三年的祭器改造,仅涉及圆坛正配四位合用陶质祭器及从祀铜爵等(5)。所谓"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其原因并非如大多数人认为的“国力不充”(6)。
  礼器局成立之后,参照你《宣和博古图》、少量散见的新成礼器以及收藏的古器物,全面改造南宋祭器。《中兴礼书》卷十《郊祀祭器二》载:“著尊……惟《博古图》载周著尊二,其体制高耸,无足脰。作夔龙蟠屈之势,腹有雷云回旋之状,精致高古,可按以为定式。……山罍……《博古图》所载周之诸罍,其制皆口圆,肩耸两耳,举以两环……今《博古图》所载罍为饕餮雷文,而洗着龟鱼之势,形制高古,宜为定饰。”(7)可见南宋祭器是在考证基础上,对三代古器物的仿制。而陶质祭器与铜制祭器在造型上应
 
  <1>   《中兴礼书》卷九《嘉礼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三年二月六日,礼部太常寺言……合用祭器并数足,每位陶豆、竹笾各一十二,陶簠簋各二,俎案十二,血盘一,陶登二……陶著尊、壶尊、太尊、山尊、牺尊、象尊各二,并罍幕……"
  <2>   《宋会要辑稿》第十五册《礼一五·缘庙裁制》:"(绍兴)十六年三月十六日,礼部太常寺言……今讨论各依政和六年厘正郊庙礼器之数,于天地、宗庙每神位前用笾、豆各二十有六,簠、簋各八,乞下礼器局增造。"《中兴礼书》卷九《嘉礼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五年)十一月四日礼部言……圆坛从祀并太庙并系铜器,豆三千八百六,簠各一干五百九十三副……"
  <3>   《中兴礼书》卷九《嘉礼九·郊祀祭器  》:"(绍兴十一年)四月一十九日礼部太常寺言,勘会国朝祖宗故事,遇大礼其所用祭器并依《三礼图》用竹木制造,至宣和年仿《博古图》改造渐成礼器,内簠、簋、尊、罍、爵、坫、豆、盥、洗用铜铸造,余用竹木……"
  <4>   《中兴礼书》卷九《嘉礼九· 郊祖祭器  》:"(绍兴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礼部言……绍兴元年有司始造明堂祭器,止依旧图之说。四年亲祀,议者以渐成礼器为合于古,请复用其礼度事下礼官,谓无《博古图》本,遂不果行。十年亲祀,前期内出古制爵坫,以易雀背负醆之陋然,而笾、豆、尊、罍、簠、簋、彝、鼎诸器至今依《三礼图》……"
  <5>   《中兴礼书》卷九《嘉礼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礼部太常寺言……今来若并仿《博古图》样制改造,内铜器约九千一百余件,竹木  千余件,其铜约用三万余斤。若更制造准侑值两祭器,委是功力浩大,窃虑制造不及。今看详欲乞先次将圆坛上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并今来所添从祀爵坫,并依新成礼器仿《博古图》,内陶器下平江府烧变……诏依。"
  <6>   《咸淳临安志》卷三《郊庙》。
  <7>   《中兴礼书》卷一O《百礼十·郊祀祭器二》。

基本相同,两者的区别仅是质地的不同。(1)                        
  对南宋陶质祭器的形制,文献少有涉及,但2004年杭州严官巷南宋地层中出土的一件陶器的圈足,为我们正确认识南宋陶质祭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该圈足为椭圆形,足径12~15厘米,残高6·7厘米。土黄色陶胎,胎体中部呈灰黑色,以四个凸棱将圈足分为部分,其间饰以繁缛的饕餮纹和雷纹,古朴庄重(图一)。
 
 
《重修宣和博古图》卷七载:周饕餮大尊"纯缘皆素,腹足饰以饕餮,间之雷文。考古大尊以陶瓦成形,犹登之用瓦也"(2)(图二)。
 
 
从整体造型来看,严官巷发现的陶器与周饕餮大尊非常相似。
  大尊也称泰尊,即礼家以为的太古之尊,以瓦为之而无饰,宋以前大尊常以素陶的面貌出现(3)。大致到了北宋中后期,这一观点受到质疑。王黼经考证后认为,"大以名其体,而不言所饰之物,盖若壶尊、著尊之类,异乎名之牺象者矣"(4)。因此,南宋陶质祭器除了造型与三代铜器相仿外,对具有特殊意义的纹饰也进行了考证与参定,这是对宋以前陶质祭器"以瓦为之而无饰"的传统观点的颠覆和更张,也是南宋陶质祭器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件陶器在质地、造型和纹饰等万面均与文献记载相吻合,应该就是南宋陶质祭器之一大尊的圈足部分。
  由于南宋陶质祭器完全仿自三代铜器,器表常有雷纹、饕餮纹、夔(kuí)龙纹等多种繁缛的纹饰,在乳浊釉的掩盖下,难以表现三代铜器特别是宋代礼家极为推崇的周代铜器的高古与庄重,故器表不施釉。这些素面朝天、造型古朴略显厚重的陶器,正符合礼家津津乐道的祭祀从古礼、贵诚而尚质的古训,即"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席以藁秸,因天地自然之性"(5)。
  总之,南宋陶质祭器在造型和纹饰上宗法三代,刻意复古,与同时期流行的日用陶瓷有着本质
 
  <1>   南宋陶质祭器的形制文献虽末详细提及,但常将其与铜质祭器一并叙述。如《中兴礼书》卷一O《吉礼十·郊祖祭器二》:"(绍兴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给事中段(拂)等言……簧与算万圆虽殊,其形制宜相类。盖祖天地则尚质,郊特牲,所谓器用陶鲍,以象天地之性是也。若享宗庙则用木为之,今从《博古图》制度,易木以铜。"
  <2>  《重修宣和博古图》卷七《周警蕾大尊》,台湾商务印书馆据文渊阁本影印,1984年,下同。
  <3>  《中兴礼书》卷一0《吉礼十·郊祖祭器二》:"追享及祖之所自出,有奉先追远之义,故用两大尊,大尊以瓦为之而无饰,则尚质返始,如太羹玄酒之意。"
  <4> 《重修宣和博古图》卷七《周蕾餐大尊》。
  <5>  明姚广孝等纂;《永乐大典》卷五四五四引《郊庙奉祖礼文》,中华书局影印残本,1959年(下同)。
 
的区别。这是自北宋开始的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努力规范礼器、重建三代礼乐制度的结果,也对宋以后特别是元代陶质祭器的形制产生了深远影响。河南洛阳王述墓、赛因赤答忽墓等出土的大量元代陶质祭器便是最好的实例(1)。
 
二 王晋锡及其礼器局的烧造活动
 
  绍兴十四年,高宗宣谕复古,礼器局应运而生,为南宋朝廷讨论、制作各项大礼所需礼乐器及臣僚家庙祭器等,其中就包括由王晋锡主持完成的陶质祭器的烧造(2)。礼器局的运作和王晋锡的陶质祭器的烧造活动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 南宋早期的政坛,特别是高宗在位时,大举措大都沿袭北宋的做法,也即文献记载中经常出现的所谓"祖宗故事"。礼器局的设立,实际参照沿用了北宋礼制局的旧例。礼制局设立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其职责便是"讨论古今宫室、舆服、器用、冠婚、丧祭沿革制度"。礼制局下设有制造局,主持生产各类礼器。宣和二年(1120),在完成了礼乐器的制作任务后,礼制局及其制造局被撒销(3)。南宋礼器局的性质和职能与北宋礼制局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在礼乐器制作完成后,礼器局也随即解散。
 2.南宋较大规模地改造和制作陶质祭器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绍兴十三年,依"渐成礼器"仿《宣和博古图》改造圆坛正配四位合用陶器,由平江府烧造(4);第二次便是绍兴十五年(1145)开始的礼器局的改造,由王晋锡负责实施。这次烧造是在绍兴十三年平江府烧制的"新礼器"的基础上,对圆坛正配位等所需陶质祭器的增造。从总体上看,王晋锡烧造的陶质祭器的数量并不多,主要
 
 
 
  <1>  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元王述纂清理,《考古》1979年第6期;洛阳市铁路北站编组站联合考古发掘队:《元赛因赤答忽墓的发掘》,《文物》1996年第2期。
  <2>   《中兴礼书》卷九《嘉礼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五年)十一月四日礼部言,部圣旨……将来南郊应合用祭器并合仿《博古图》等样制,专委官改造,伏乞朝廷详酌指挥施行勘会大礼朝享太庙合用礼器,诏令段拂、王鈇一就讨论,同王晋锡制造。”
  <3>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礼制局》:"讨论古今宫室、舆服、器用、冠婚、丧祭沿革制度,政和二年置于编类御笔所,有详议,同详议官。宣和二年,诏与大晟府制造所协声律官并罢。"
  <4> 《中兴礼书》卷九《嘉礼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礼部太常寺言……今来若并仿《博古图》样制改造,内铜器约九干二百余件,竹木一千余件,其铜约用三万余斤。若更制造准侑值两祭器,委是功力浩大,窃虑制造不及。今看详欲乞先次将圆坛上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并今来所添从祀爵坫,并依新成礼器仿《博古图》,内陶器下平江府烧变……诏依。"
 
包括:绍兴十五年十一月,礼部提出将圆坛正配位中原来依《三礼图》烧造的太尊、太罍,改为依绍兴十三年平江府所作新礼器改造,共有太尊六十四(可能为二十四)、太罍二十四只;绍兴十六年二月,制造礼器局提出改造圆坛正配位著尊、牺罍、象罍、壶罍、山尊、山罍各二十四只;绍兴十六年三月,给事中段拂建议厘正郊庙祭器之数,依北宋政和六年礼仪,天地、宗庙每神位前用笾、豆二十六,簠、簋各八,群臣家庙给赐也依旧制,由礼器局增造,其中就有陶豆、簠、簋等陶质祭器;绍兴十六年五月,太常寺瓦登(1)。
 3.由于王晋锡当年烧造的陶质祭器主要用于圆坛正配位,总体数量有限。因此,其窑作的规模不大,烧造的时间也很短。而且在烧造任务完成后,这个临时性的窑作也随即被放弃。据文献记载,从绍兴十五年十二月开始,王晋锡以"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睿思殿袛侯"的身份,为朝廷烧造陶质祭器(2)。绍兴十六年六月,又作为"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负责制造大礼合用登歌、笙箫、管笛乐器等(3)。可见,王晋锡烧造陶质祭器在前,提举修内司在后,由于陶质祭器的数量有限,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绍兴十六年六月前,王晋锡业已完成陶质祭器的烧造任务。
 
  <1>《中兴礼书》卷九《嘉礼九·郊祀祭器一》。
  <2>《宋会要辑稿》第十六册《礼一五》:"(绍兴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睿思殿袛候王晋锡言,恭承处分今赏押太常寺使臣王彦能等,省记大礼朝享太庙合用礼器。今检对御府《博古图》指说画到样制,及未有样制尊、罍等五百九十六件副,合行讨论制造,诏令段拂、王鈇讨论同王晋锡制造。"
  <3> 《中兴礼书》卷一三《郊祀大乐》:"绍兴十六年六月十五印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王晋锡剖子,奉圣旨指挥,太常寺将来大礼合用登歌、宫架、笙箫、管笛乐器等,依例令所属如法添修造作。"
 

 
  王晋锡当年为朝廷烧造陶质祭器的临时窑作就在凤凰山下。1999年四月,笔者在考古调查时,于风凰山东麓老虎洞窑址东侧的台地上,发现一处南宋时期的小型窑炉遗迹(图三)。该遗迹包括两座马蹄形馒头窑炉,其中一座保存稍好,由火膛、窑床和出烟室三部分组成。总长1.46米、宽1.06米、残高0.2米。方向40。。窑炉由长方砖和"香糕砖"平砌而成,在部分长方砖的侧面模印"六三"、"制造"等阳文字样,其中"制造"二宇下残缺,很可能就是"制造礼器局"。
  尤其重要的是,在该窑炉南侧发现了一个平面呈圆形的灰坑,宽2米,深0.6米,坑中出土了许多土黄色陶器残片、陶范及木炭灰。这些土黄色陶片质地细腻,胎体中部呈灰黑色,器表大都模印繁褥的饕餮纹、龙纹和雷纹等。这些陶片无论是质地、造型,还是装饰风格,均与前文提到的严官巷发现的南宋陶质祭器相同。将其与《宣和博古图》所载三代铜器比对,也能看出部分器形就是前文提及的南宋陶质祭器大尊之腹部残片(图四)。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件陶范的内侧发现有大篆铭文,其中一字经浙江大学古文字学家任平教授考证,释为"匋","匋""陶"通用,表明其性质即为陶质祭器。根据实物及文献记载,宋代制作的祭器常镌有铭文。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仿《博古图》重制山尊,器内底部就镌有大篆字体的铭文:隹(唯)宣和三年正月辛丑,皇帝考古作山尊,口于万泽,其万年永宝用。"(1)南宋嘉泰二年(1202),张俊家庙所用祭器由其子孙张宗愈自行制作,但祭器的铭文由文思院"照例镌铸"(2)。南宋晚期朝廷赐给宰相贾似道家庙祭器,同样带有铭文(3)。从礼器局铸造的景钟上镌有秦桧所撰铭
 
  <1>  周铮:《宣和山尊考》,《文物》1983年第11期。
  <2> 《宋会要辑稿》第十四册《礼一二之一三》:"(嘉泰)二年六月十三日,直秘阁特改添差通判严州张宗愈奏,……家庙制度、祭器式样之类乞下所属讨论,札付本家自行修立,祭器款志下工部文思院照例镌铸给赐,从之。"
  <3>《咸淳临安志》卷十《邪第·勋臣赐第家庙》:"太傅平章贾魏公府在葛岭。……祭器皆尚方所赐,……资政杨栋撰庙碑,直学士院刘克庄撰祭器款识(维景定三年正月乙丑,诏太傅丞相贾公似道奕世勋劳,再造王室,其赐家庙于行都,迺作俎豆俾奉时薦,万子孙用宝之)。"
 
文的记载推测,礼器局制造的铜、陶祭器也应有铭文(1)。由此看来,除了前文提到的造型和纹饰外,镌刻铭文也是南宋铜、陶祭器的相同之处。
  从现场清理情况来看,该窑炉结构较为简陋,规模也较小,其烧造时间不会太长。根据《咸淳临安志》所载,窑炉所在的位置在南宋时为宫禁之地,民间不可能在此造作(2)。笔者以为,这就是当年王晋锡烧造陶质祭器的临时窑作。值得注意的是,窑炉和灰坑上部被较多瓦片所覆盖,说明该窑作在完成烧造任务后,原有的建筑物连同窑炉一起被废弃。
  礼器局窑作的发现,昭示我们这个规模小且临时设置的窑作,尽管由朝廷负责处置,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南宋官窑只有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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